全球化语境下的风险社会

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因为风险的后果在全球化背景下跨越了政治地理边界，出现了全球风险；全球风险推动了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风险共识的形成，产生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这样全球风险与全球风险意识就构成了新背景下风险的主—客观形式。具体来说，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全球化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变化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没有限制的。越来越快的技术的变化，以及生产、消费和信息的全球化，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要想使任何一种事物固定不变，那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增强。这必然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产生互动关系，产生新的风险源，增强风险的后果。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风险源的增加包括三种：（1）输入型。流动的加强带来了新的风险源。最典型的是传染病的蔓延和外来物种的入侵。（2）卷入型。这种风险主要发生在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空气、河流、货币本位体系等是主要的扩散载体。它与输入型风险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它更加需要某种系统性载体，二是后者的种类更加多样。（3）诱发型。一些外部风险发生后诱发了类似的或另外种类的风险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发生，典型的是风险恐慌的产生以及通过比照，人们对治理机制产生的不信任。风险源的增加必然带来风险种类的增多。其次，全球化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影响的放大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一是相互依存的加深提高了风险后果承担者的数量。吉登斯说：“较多的相互依赖，上至全球化的独立系统，意味着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到那些系统的不幸事件，在发生时就会有更大的易受伤害性。”二是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风险的潜在后果，也容易因为信息的不完整导致过度恐慌。典型的事件就是1990年代末期出现的金融危机的连锁反应。心理的恐慌放大了风险的破坏力。再次，全球化推动了全球风险意识或文化的形成。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交往的限制，提高了不同社会下的人群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以及经验、认识和知识的相互交流。“地球村”就是对这种交往扩大和深化的形象描绘。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文明的风险”，或者说是人类的风险。因此，面对共同的风险，人类有了基本的整体性共识：在全球风险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种”的延续。但是，全球风险意识还只是雏形。各种利益的存在割裂了全球风险意识，使之常常屈服在具体的、局部的利益之下。最后，全球化呼唤着并推动着风险治理机制的变革。风险来源与影响的全球化使得治理风险遇到了诸多悖论，比如：减少风险的措施可能给处于风险中的相关人员造成更大的风险；为某个社会行为者创造安全的举措可能无意识地给另一个行为者带来更大的风险；减少风险的政策可能给所有行为者带来不安全；某个团体的乐观行为可能对另一个团体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安全；对一个团体的保护可能造成了对所有团体的伤害。风险悖论说明了现代治理机制遇到了危机，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为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全球性共识的达成、风险治理和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机制的关系等。总之，全球化的发展提升了风险秩序以及风险社会的公共性，使之具有了全球公共品和公共空间的特质。这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治理形态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