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全球化战略中的跨文化现象

一、知识共同体不以专家式的知识交流为自己的目标，它要处理的是专家式交流所遮蔽的文化差异乃至文化冲突问题，并进而以反省各自知识处境和共有彼此的困境为目标；二、知识共同体的对话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为前提，而不是以了解和研究对方文化的某一个领域为前提。因此，参加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对于本国文化和社会基本问题的危机感和介入能力，以及对现有知识状况的反省精神；三、知识共同体反对实体化和制度化，也反对以民族或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因此，我们主张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对话和讨论，保持流动性的交流过程，力求以有限的时间和交流揭示尽可能多的问题，寻找超越国别框架的思考基点。在上述原则下，我们邀请了中国和日本不同学科和不同行业的知识分子，从1997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研讨会，并且除掉少数几人作为持续性的参加者以创造对话的某种连续性之外，尽可能每次更换参加者以求保持对话的开放性。到现在为止，这一活动已经进行了四次，它带来的收获是多样的和意味深长的。而且，一切收获都来自冲突和误解本身。可以说，知识共同体的运动过程，提供了一个相对丰富的考察全球化与文化差异相关性的有效视角。命名的困难：自由的个人如何可能？"知识共同体"是一个非常易于被误解的称谓。首先，共同体这个语词显然与我们的初衷相反，具有很强的实体性语感。更何况，在历史语境中，共同体总是带有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共同体这个语词已经被悄悄地改头换面注入了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内容。各种名目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以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形态出现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不言而喻，国际政治经济"共同体"包含着不平等的霸权关系，它的发展所带来的，是新的和更隐蔽的权利关系格局。因此，使用这个语词为我们所进行的尝试命名，实在有瓜田李下之嫌。其实，在命名的当初，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考虑。一个潜在的愿望仅仅是，当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知识人的共同体？我们能否拥有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共通性知识立场？我们能否在新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语词？然而，当命名一旦成立，就引来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事后才意识到，这个充满了歧义的称谓其实最准确地勾勒了我们的知识处境。在最初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在知识共同体前面加了"中日・日中"的字样。于是，每个参加者的"代表权"受到了我们自己的质疑。我们是否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文化？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是问题再深入一步，就不容易回答了：既然如此，我们是否是自由的个人？自由的个人如何才是可能的？这就是第一次会议上出现的主要分歧之一。中国的学者为这次会议设定的讨论是清理各自的知识处境，交流各自知识界的基本状况，来自日本的学者觉得这是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所以他们建议把话题具体化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本土传统与现代性"等等通常被专业化讨论关注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讨论并没有妨碍最初的设计，因为当讨论深入之后，立刻出现了各自知识处境的分歧点。日本学者强烈地对于中国学者们毫无抵触地自称"知识分子"表示了抵触，他们相当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学者们具有潜在的精英意识和对于"民众"居高临下的心理；为此，他们坦诚地表示自己不是相对于民众的知识分子；而中国学者则认为日本学者拒绝使用知识分子与民众这样的分类不证明他们与民众认同，哪怕在日本已经不存在所谓"民众"，也不妨碍日本的学院精英保持清高。在这样的分歧点上，日本学者表现出来的对于所有问题的知识性态度与中国学者表达的对于知识背后的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也发生了冲突。当有的日本学者试图把这种差异归纳为时间差异，即日本已经经过了中国现在的这个阶段，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引起了中国学者强烈不满。可以说，第一次讨论在没有找到接触点的情况下不欢而散，而各自就知识分子定位问题所思考的历史脉络没有得到真正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