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并不是20世纪末的新鲜事物，19世纪的 通讯、交通革命 ，以及本世纪的 互联网浪潮 ，都给世界带来了巨变。在全球范围来看，上世纪末因自由贸易而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好像跟一战前前也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 国际贸易规则 由强国来制定的时候。
但欧洲在全球化中的感受，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上世纪末，为了适应新的经济趋势，西欧各国不断 进行自我改组 ，提高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货币超发 和 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 也是空前的 1980年，所有的国际性银行每年的借贷总额是3240亿美元，到1991年，已经涨到7.5万亿。同时，通过合并、收购和境外生产等操作，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经常跨出国门，大企业开始逐步进行 全球化运作 。
这些措施在造就欧洲繁荣的同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为追求利润，像法、英、德这些 曾经的制造业大国 ，纷纷在巴西、尼日利亚、罗马尼亚等 劳动力成本低廉 的国家建厂，在当地进行生产、组装，然后将成品直接销往全球，这比以前从穷国 引进廉价劳动力 更划得来（也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然而，该措施却直接造成了欧洲许多地区的长期性失业，并增加了失业补助和 社会 保障的费用的支出。
在1984-2004年间，全法国失去了150万个工作岗位。西班牙也好不到哪去，加入欧共体后，它在20年内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上世纪90年代中，西班牙达到了衰退的高峰期，全国低于25岁的劳动力有44%处于失业状态。
对于福利发达的西欧来说，失业并不是个要命的问题，对 社会 的破坏力也远没有战争那么大。但好死不死， 高失业率 偏偏 和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发生 ，此外又有不少人在 私有化 和 金融市场开放 的风口中一夜暴富，尤其是在伦敦和巴塞罗那。当时的电脑、电子媒体已经在普及当中，各种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欧。
这种 贫穷和富裕 、 风险和繁荣 并存的悬殊对比，动摇了欧洲人对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信心（虽然他们也是这些变化的间接受益者）。此外，在不知不觉中，西欧地区逐步形成了一种“ 四等级 ”的阶级体系。
最上层的是精英阶级，包括超大商人、富豪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与银行和金融机构联系密切，是新全球经济的受益者。第二等级，是公共部门、或各类企业中的核心高管，他们的工作有良好的保障，还能享受到分红或其他物质利益。
第三等级，大多由小生意人和从事生活服务的人群组成，包括便利店老板、导游、裁缝、家政、维修工人等等，此类职业大多由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从事 在法国是阿拉伯人，在德国是土耳其人或库尔德人，在英国则是南亚人。以上3个等级的后面，还得加上数量庞大的、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 南欧灰色经济 ”。
比如在意大利，1997年“ 灰色产业 ”的经济贡献占了GDP的1/4。在葡萄牙，正式部门的GDP占比为22％；但是在其他地区，如偏北的布拉加镇， 非正式工人 占当地劳动力的45％。
人数增长最快的是 第四等级 ：雇佣工人，他们的工作既不稳定、也不长期，更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很多无法靠低工资维持生活的工人，不得不求助于 国家的福利保障 。在英国，激进的撒切尔主义使1400万人沦为贫民，其中包括400万儿童。1/6的人依靠 收入补助 和 家庭信贷计划 ，才勉强维持在贫困线之上。
无家可归者 也是个大问题，仅在伦敦，撒切尔时代的流浪汉就增长了10倍，到90年代中期，人数已达到8万。离伦敦高端富人区几英里远的地方，像极了维多利亚时代“ 流浪者的伦敦 ”。
过去，经济高涨可以让很多人脱贫致富，至少也能得到一份有保障的工作，如今这种情况却不存在了。换句话说，欧洲的经济增长 带出来一个越来越大的下层阶级 ，他们数量巨大，却在 社会 生活中处于边缘地带。
欧洲和美国一样，把一个人 打入下层阶级 的不仅是贫困和失业，还有他所属的种族。在90年代中期，伦敦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是51％。其中很多黑皮肤的荷兰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是在欧洲本土出生，甚至是原先摩洛哥、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移民的后代。
欧洲的大城市（例如伦敦）在当年已经成了真正的 国际化都市 。城市里的高收入工作几乎为欧洲白人所“ 独享 ”，留给黑人或棕色人种等“ 少数族群” 的，就只有街道清洁工或儿童保育员之类的低收入工种。据官方统计，住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外国人，在1992-2002年间增长了70万，但实际数字应该更高。
西欧虽然一直对移民严加控制，但其仍然是个不可忽视人口因素：在1998年的伦敦，有1/3的孩子第一语言不是英语。通常，这些孩子不是 难民 、就是“ 避难者 ”，尤其是南斯拉夫战争，使避难者的人数激增；不过也有很多来自东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务工者，他们中很多人是 非法移民 ，没有被当局记录。
德国向来对移民十分慷慨，它建造的避难设施也是欧洲最豪华的。但难民要想成为德国公民，仍然非常困难。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只有500万移民（算上他们的家庭）取得了公民资格。在21世纪，大部分申请德国难民的人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但是从伊朗、阿富汗、俄罗斯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
因为担心西欧将会被“ 难民 ”和 非法移民 给淹没掉，欧洲人普遍对“欧盟东扩”缺少热情。上世纪80年代，英、德两国存在大量无证的波兰建筑工人，这么一看，波兰好像很穷。但即便是并不富裕的波兰，也有大量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前苏联国家的难民前来投奔，到1992年，波兰本土已有29万 “非正规”移民 ；只有1000万人口的匈牙利，也成了是十多万避难者的归宿。
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但尚能维持，而且它们与西欧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虽然速度很慢。但 中、东欧国家的日子可就没真没那么好过了 。到90年代末，波兰和捷克的平均月工资已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则徘徊在80美元左右，在保加利亚低于70美元。在摩尔多瓦只有30美元，该国48%的民众仍然靠土地生活。前苏联各国的状况不像波兰，甚至还不如保加利亚：到2000年，每两个摩尔多瓦人中、就有一个年收入不到220美元，即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9美元。
这种情况下，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还有很多大都市圈之外的俄罗斯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西欧找工作。于是，大量移民历尽波折后被船只运到西欧，情况好的也就是在工厂和餐馆做契约工。
而最糟糕的，尤其是妇女移民，往往会 落入犯罪辛迪加 手中，最后沦为妓女：在德国、意大利和波斯尼亚，高薪的西欧士兵、官员和“援助人员”，都是她们的客户。这些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 客籍工人 ”，由此加入了吉卜赛人的行列，处于欧洲大陆多元文化熔炉的最底端。
性交易的受害者 大多是很难被找到的，因为她们很容易融入当地 社会 ，不容易被警察和 社会 服务机构发现。但大多数 被排挤的外来移民 ，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缺少“ 翻身机会 ”：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在城市边缘的简陋棚屋里，没有商店、 社会 服务和交通设施。
2004年，法国内政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大约有200万这样的移民生活在都市边缘的聚居区，由于 社会 排挤、种族歧视、和严重的家庭暴力，这些地方正 日益沦落为贫民窟 。在一些社区，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0%，受害最深的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的后代。
通常，这些下层阶级 不是由肤色 、 而是由宗教 来区分的。在欧盟，宗教类别越来越多，基督教徒仍然占绝对多数，犹太教徒只在俄罗斯和法国较多。但是印度教徒，特别是 穆斯林教徒 ，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和中欧等地广为散布。在欧洲众多的世界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徒的人数在迅速上升。
到21世纪的初，法国（来自北非）和德国（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的穆斯林人口约达到600万。再加上英国的200万的穆斯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人），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意大利的穆斯林，使欧盟的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500万。
穆斯林社区有很多长期存在的 社会 问题。例如 公立学校该不该允许 有宗教特色 的着装？政府是否应该支持 多元文化组织 的发展？当局是否应该 推动文化融合 的进程？法国政府在 明面上鼓励文化融合 ，却禁止在学校里展示宗教标志。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荷兰，对于文化差异、和强烈的宗教自我意识，则要包容得多。
移民（难民）问题在政治上最突出的影响，就是欧洲 民粹主义 和 极右翼团体 的抬头。它们大打民族牌，在移民收容问题上大做文章，刺激国民的 仇外情绪 ，属于典型的排外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当中比较出名的包括，法兰西国民阵线、英国民族党、奥地利自由党、丹麦人民党、和荷兰的“皮姆·富图因特别党”。
在这些组织口中，移民经常被贬低为“罪犯”、“瘾君子”、和侵犯本国民众的“外国暴民”。并经常以禁止“异族”、驱逐“外国人”、“ 恢复白人公民地位” 之类的口号来吸引选民们的眼球。
确实，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紧张的就业形势、和移民群体犯罪率的上升，极右政党的主张得到了大批选民的认同，甚至还涌现出如 让.玛丽.勒庞 和 尤尔格·海德尔 等几位耀眼的政治明星。
但他们的政治主张除了加剧宗教仇视、刺激种族暴力事件外，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帮助，甚至还催生出连年不断的恐怖袭击，前几天发生的 法国教师斩首事件 就是典型的例子。直到今天，关于如何面对日益增长的难民和移民、如何平衡两大宗教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依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