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早期博物馆异同

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人类学与文化遗产、博物馆等。编者：博物馆的诞生最初萌发于人们的收藏意识。公元前三世纪，马其顿留驻埃及的总督托勒密·索托于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之后，也建成了当时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亚历山大博学院，其中专门存放艺术珍品的地方，便是供奉艺术之神的缪斯神庙，这里汇集了托勒密甚至亚历山大大帝连年征战中搜集和掠夺到的艺术品。这座“缪斯神庙”，就是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而博物馆一词museum就来源于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的女神muse。缪斯神庙于公元5世纪时毁于战乱。现代博物馆形成于17世纪后期的欧洲。18世纪，英国收藏家汉斯·斯隆向英国王室捐出自己的全部八万件的藏品，于1753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博物馆正式迈开了现代步伐。中国文物网：相比西方博物馆注重强调美学和人类学的呈现，中国博物馆偏重历史知识传输的这种差异如何评价和解释？潘守永：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学术问题，事实上的确如此。但是，并不是说西方的博物馆都是很注重美学的，而我们国家博物馆重视社会历史知识。咱们国家很多科技类的博物馆基本上就是借鉴西方模式的，如新建的中国科技馆二期，完全借鉴北美的经验，似乎与西方博物馆没有太大差异。这里所指的，我想应该是社会历史或者美术类的博物馆。我们国家目前纯粹艺术类的博物馆通常是指现代艺术这个领域，而把社会历史类的和古代艺术类的混为一谈了，所以感觉上好像我们确实比较关注历史知识的传播而忽视了美学的培育。西方博物馆诞生之初本来是供奉艺术之神的地方，艺术是他们博物馆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从学术研究方面也能看得出来，我大概统计过我们能够看到的跟博物馆相关的博士论文，从1990年到2005年差不多有五千篇，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谈博物馆的。至于人类学，这历来是西方比较重视建设的一个基础学科。在欧美地区，人类学是研究欧美以外的文化的，过去称为“远方文化之谜”，这自然就与博物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当人类学家到某些地方做研究之后，就会带回一批反映当地文化的实物，这些实物除了作为人类学者所要研究的对象外，欧洲一般的民众也会对之发生浓厚的兴趣，人类学博物馆、考古学博物馆于是就出现了。在美国，还有一类与此相关的博物馆是自然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其中有人类学分馆或展览，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认识和分类中，把“远方的人们”等同于“落后的人群”，是距离自然历史比较“近”的文化，就被划分到“自然历史”的序列之中（被看作是西方社会历史的初期阶段）。如，美国纽约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容包罗万象，有关人类的部分都是西方关于“人类文明历史序列”以外的内容，这类博物馆也都是博物馆中的“庞然大物”。美国的博物馆是第一代人类学家上班的地方，如美国人类学之父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以及他的女弟子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都一直工作于纽约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米德还曾担任人类学馆的馆长。可以说，第一代人类学家参与了美国的博物馆运动，博物馆在提供了人类学工作者就业场所的同时，也培养了第二代人类学家，从第二代开始，才有了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教育。英国人类学史学家斯托金（George Stocking）就认为，在1895年到1920年的这个期间，就是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由此可见欧美博物馆和人类学的渊源之深。我国近代从严复先生翻译介绍这门学科开始，到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人才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不便展开来谈。1958年以后甚至把人类学当作资产阶级学科给取消了。现在中国能够称得上人类学博物馆的不过四五家，皆与人类学学科发展迟缓以及博物馆的人类学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等密切相关。中国目前的学术体系，当然比较符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在我国，考古学被定义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在美国考古学则是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有缺失的部分。所以，这些区别表面上看去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由内在的理论意识在作用着。基于人类学学科在中西方的不同发展位置，体现在中西方的博物馆建设中的差异也可以由此得到其中的一个合适的解释，其它的渊源亦有其继续探究之处。中国文物网：怎样看待文物回归与文化遗产的世界共享？潘守永：文物回归不仅仅是一个情绪问题，它同时也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相关的国际法是怎样的，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框架下来做，等等。实际上，中国文物的流失，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重要程度上来看，近代以来也不止最近被广泛热议的这几件了。为什么今天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会会表现得这么突出？在谴责圆明园兽首交易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参与到了事件的具体交涉之中，包括外交途径的交涉，和法院的交涉等等，但我想单有这些是不够的。2002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馆长签署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给原有国家，并声明这些藏品的收藏都是符合当地法律的。类似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优先问题这类社会或法律政策的认知，我们的国民就和流失文物收藏机构所在国似乎处在两个断层上，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国内要求文物回归的呼声一直很高，而很多文物还在海外被静静展藏的原因之一。所以情绪不能代替“技术”，情绪也不能作为我们行动的一个指南，我们理应理性地来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否则二者之间都将无法对话。至于文化遗产的世界共享问题，我觉得和国宝回归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假如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这件文物是以非法的渠道流出的，我们当然应该追讨回来。据我所知，世界上国宝回归的成功案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上世纪60年代，北美就有这样一个归还文物的运动，就是印第安人要求北美人类学博物馆归还原来属于他们祖先的“纪念品/神圣物”运动，这个运动是和印第安人归还土地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的。那是一支居住在今加拿大境内的印第安人从美国纽约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拿回了属于他们的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腰带。这个“腰带归还事件”便成为了印第安人追索博物馆里归还他们文物的一个导火索，并获得相当的成功。此外，他们还就博物馆的工作伦理提出了要求，即博物馆在展览印第安人祖先的头骨或肢体的某些部分时，要采取一种尊重的、符合印第安文化要求的方式和态度，也取得了成功。这个追讨文物的事件不但对于文物回归有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博物馆也敲响了警钟——你的博物馆伦理在哪里？！中国文物网：中国博物馆会不会尝试去收藏世界各地的文物精华？潘守永：我觉得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像杭州的世界钱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虽然是私立的，已经非常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视野了。通常大家会觉得我们和西方相比，通过博物馆来了解世界的窗口过于狭窄，我们的博物馆无法满足一般人了解世界的需求。深圳的世界之窗，就是以世界建筑为核心的一个缩微展示，后来发现前来参观的观众很多，甚至成为了一个旅游的热点。这就说明我们国人确实有迫切的愿望去通过国内游览的方式来了解世界。但就古代艺术品而言，那它的总量就是那么多，而且西方博物馆已经完成了它们的整体性收藏工作。二战期间，大批的收藏家纷纷逃往美国，美国也花了一些钱从欧洲和其它国家搜集了很多早期的艺术品。这个格局在二战之后不久就已经固定下来了。最近乃至很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我们几乎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能收藏到西方的古代艺术。可是，虽说我们错过了当时收集世界文物的机会，但今天我们收集我们周边国家的物品包括艺术品还是有机会的。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其实不太关注我们周边的文化，比如说日本。日本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但是中国收藏了多少日本的艺术品？这方面我们非常不好意思。韩国、越南这些国家，都是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可我们的博物馆中与他们的历史文化相关的东西几乎不成系统。我们国家博物馆在收藏上的局限性，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历史条件的问题，而主要是收藏意识的问题。我们所谓的“世界文化”，通常只有希腊、罗马、埃及、英法美德，哪里有越南、朝鲜、菲律宾、新加坡等周边兄弟国家。我所知道越南有一个很不错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它收藏的民族文物工艺藏品，有22个民族单位的东西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东西一致，他们曾在纽约举办一个关于“苗族”服饰文化的展览，引起轰动。可是，咱们博物馆几乎没有太大兴趣和他们合作。中国文物网：中国博物馆的文物是以人为本还是被高高供起？缘由是什么？潘守永：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博物馆条件不够，像故宫有一百多万件文物，但是能够常年展的就是那么一万多件。每年展览一万件的话，要把一百万件都拿出来展览，需要100年！好，故宫克服克服苦难，每年拿出来5万件来展览，可是往哪里去展呢？就是说我们博物馆的硬件条件、设施、设备确实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是大多数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博物馆就“保”和“用”的关系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保护优先，有人主张使用优先，有人说保护还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我认为这种争论意义不大。世界博物馆协会有专门的博物馆职业伦理和工作章程，我国作为该协会的国家成员单位，有义务履行自身职责。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必须首先做到“本分职责”，要不然就不要注册为博物馆。一般人也都反映某个博物馆把好多文物“藏”起来不给大家看（只是反映反映，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我是特别同情，对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很是认同。很多时候，这些文物被束之高阁，博物馆里面的展览冷冰冰的，不准摸，不准动，也是与博物馆本身的理念有关的。现在强调文化共享，纳税人的意识、责任等等不断增强，我觉得公众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质询博物馆：“既然你花了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应该满足我们的需求。”首先，纳税人首先应当把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让博物馆知道自己的看法、需求和期待。中国文物网：国内博物馆建设的首要困难是什么？潘守永：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般的馆长会回答“资金短缺”，也肯定有人选择“人才匮乏”。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或泛泛而论。首先说生存，这个生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使博物馆这个单位/机构比较好地存在下去，第二个就是博物馆里工作的这些人怎么生存下去。在这方面有的博物馆其实不存在困难，有的博物馆生存得非常好，像上海博物馆、故宫等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存在这类问题的都是中小博物馆，他们确实面临着一个比较严峻的、怎么生存下去的问题。我主张一些特别小的博物馆不妨联合起来，形成类似“联合体”的形式，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挥一个群体的优势。我们博物馆的自身目标和国际上也不太一样，我们是把博物馆当作一个宣传系统下的事业单位，而国际上的博物馆则是一个文化教育的机构，甚至被看作是娱乐性质的机构。从大的方面来讲，还是要国家重视，国家能不能从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比方说博物馆经营商店，目前获得免税政策还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做一个当代艺术展，需要不断地去报批，要到公安局去备案，增加了博物馆的工作成本。假如我们要引进一些国外的展览，涉及到政府担保问题，没有哪一级政府愿意为博物馆的这类展览做政府担保。因此，发展、建设和管理博物馆的国家、地方以及行业层面的“软环境”欠缺和不到位，是当前博物馆发展的首要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