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益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制造业应怎样应对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要制定正确的战略：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恩格斯曾就落后国家在利用传统来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时明确指出：只有“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自近代中国人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全球化过程后，曾经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地位的机会。例如，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远离甚至抵抗了这个全球化过程，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而无法从中获益。1978年以后，中国新的现代化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其为中国所提供的有利外部环境和宝贵发展时机，结束了与世隔绝状态，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主动加入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而比较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市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因此，中国今天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时，只有勇往直前地应对，绝无后退可言。 ----要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代替了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从长远看，一个国家只有加强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为了服从国内提高综合国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与他国的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即根据自身经济的适应能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中，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或影响国际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开放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对外开放如同不发展一样，只有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快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反之亦然。可见，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也指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要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由经济体系的边缘变为中心，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联系”。[1]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摆脱了资源和市场的束缚，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这就自然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应该在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例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可以首先从大力发展此产业入手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具备适当的积累后适时进行产业升级，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成功。韩国的产业发展就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再如，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还得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但是中国的资本稀缺，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就需要在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对部分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进行重点攻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从实践来看，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现代化后起之秀，无一不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根据统计，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仍然大于出口；韩国20世纪60-80年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特别是80年代更是如此，“据初步统计，1981-1987年韩国引进的技术共2598项，是过去25年总和的60%；专利支付费约15亿美元，为过去25年总数的77%” 。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这也部分地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南北差距拉大 [3]等问题的强烈愿望。不过，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不同于19世纪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即全球化过程与经济区域化趋势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组成了数十个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大变换过程中，还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规则制定权之外，这与其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贸发展速度和所拥有的巨大发展潜力极不相称。因此，中国要有原则地尽快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贸易组织，以促使国际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尽量在即将成为其中一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中有所作为，因为它仍然是规范与完善国际经贸行动的最重要组织；要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要努力参与和培植地区性经济组织，特别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资源等因素构成；企业竞争力是由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最终是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为此，在不保护落后的前提下，注意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和提高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对境内的外资企业尽量都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减少甚至取消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在市场经济规律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经营，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借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额约为1288亿美元，其中80%以上是长期债务，总债务偿还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仅为8.7%。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是，我们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自由流动加速，其中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性炒作的短期资本，常常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应当立足于内资与合理利用外资相结合，像日本和四小龙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样，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让整个金融尽量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态势中；加强政府在利用外债方面的统一管理，以利用中长期外债为主，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规模，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利用外资应以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主，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在资本流动方面切忌不顾国情过度开放，特别要注意谨慎开放资本帐户，控制投机性过强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进步。中国只要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参与程度与自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受能力、吸纳能力相适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特色，充分利用新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为此要制定正确的战略：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经济全球化过程无疑会给中国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诸多挑战，但其不可逆转性又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化后来者要改变其落后面貌，就必须融入该潮流之中，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机遇，奋起直追地赶超发达国家。恩格斯曾就落后国家在利用传统来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时明确指出：只有“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中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自近代中国人被西方国家强行纳入全球化过程后，曾经坐失了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地位的机会。例如，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远离甚至抵抗了这个全球化过程，造成自身的封闭和僵化而无法从中获益。1978年以后，中国新的现代化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其为中国所提供的有利外部环境和宝贵发展时机，结束了与世隔绝状态，转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主动加入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在经济上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从而比较顺利地参与到国际分工格局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以及市场。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因此，中国今天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时，只有勇往直前地应对，绝无后退可言。 ----要增加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代替了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从长远看，一个国家只有加强自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为此，中国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加中国的经济实力；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为了服从国内提高综合国力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避免与他国的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时要注意时序问题，即根据自身经济的适应能力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中，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或影响国际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在资源、基础设施、支柱产业、重要的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国家要掌握主动权，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对外开放只是手段，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对外开放如同不发展一样，只有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快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较稳定和快速的增长，反之亦然。可见，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即使是依附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也指出：发展中国家要谋求经济发展，要像历史上的美国和日本那样由经济体系的边缘变为中心，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联系”。[1]经济全球化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大程度地摆脱了资源和市场的束缚，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这就自然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应该在不形成对外过分依赖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弥补本国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来迅速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的变革。 例如，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可以首先从大力发展此产业入手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具备适当的积累后适时进行产业升级，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成功。韩国的产业发展就走了从劳动密集型逐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道路，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再如，中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最终还得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但是中国的资本稀缺，科学技术还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就需要在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对部分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进行重点攻关的同时，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从实践来看，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现代化后起之秀，无一不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根据统计，直到199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仍然大于出口；韩国20世纪60-80年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以引进为主，特别是80年代更是如此，“据初步统计，1981-1987年韩国引进的技术共2598项，是过去25年总和的60%；专利支付费约15亿美元，为过去25年总数的77%” 。 ----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世界的整体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因此，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行动越来越多，这也部分地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切实解决南北差距拉大 [3]等问题的强烈愿望。不过，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不同于19世纪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完全以西方为中心，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即全球化过程与经济区域化趋势并行不悖。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组成了数十个形式各异的区域性经济集团。 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大变换过程中，还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规则制定权之外，这与其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经贸发展速度和所拥有的巨大发展潜力极不相称。因此，中国要有原则地尽快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经济贸易组织，以促使国际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尽量在即将成为其中一员的世界贸易组织中有所作为，因为它仍然是规范与完善国际经贸行动的最重要组织；要力争在APEC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要努力参与和培植地区性经济组织，特别是以台港澳为主体的华人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合作组织，因为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减少或抵御像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努力提高和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由宏观经济、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人力资源等因素构成；企业竞争力是由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等因素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最终是企业间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为此，在不保护落后的前提下，注意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和提高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对境内的外资企业尽量都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减少甚至取消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同时，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在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和在市场经济规律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经营，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借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获得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额约为1288亿美元，其中80%以上是长期债务，总债务偿还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仅为8.7%。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债务安全指标，中国对外债务规模合理，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但是，我们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自由流动加速，其中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性炒作的短期资本，常常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应当立足于内资与合理利用外资相结合，像日本和四小龙进行现代化建设时一样，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靠内部积累，让整个金融尽量处于“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良性态势中；加强政府在利用外债方面的统一管理，以利用中长期外债为主，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规模，防止形成债务灾难和危机；利用外资应以外商的直接投资为主，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需要，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在资本流动方面切忌不顾国情过度开放，特别要注意谨慎开放资本帐户，控制投机性过强的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进步。中国只要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参与程度与自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承受能力、吸纳能力相适应，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特色，充分利用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危及自己的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所带来的机遇，清醒地认识和防范它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与风险，不断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经济全球化不但不会危及自己的经济安全，反而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