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周恩来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谈话》：
周恩来一生，居功之伟，他是全党工作的典范，也是团结的典范。他终身从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党内力量聚焦起来。这从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谈话中，即可略见一斑。
第一次谈话
1934年长征之初，毛泽东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带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把信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但是，毛泽东在谈话后就决定和大部队一起走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中共极为重大的贡献。
第二次谈话
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博古不适合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由张闻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我们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国的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帮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权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后来毛泽东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博古后来说，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搞。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领袖的结合，他们相互弥补，彼此完善。他们都是伟人，但并不是完人。他们互相之间也会有分歧，也会有意见。不像现在所拍摄的领袖电视剧那样，毛泽东不出来谁都不出来，毛泽东一出来大家都跟着出来。毛泽东不说话大家都不吭气，毛泽东一说话大家都赞同，都争着去执行。
我们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领袖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意见分歧，方法观点不一样的地方俯拾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党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体，才能够战胜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强大的蒋介石集团。
第三次谈话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而来，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3里路，于蒙蒙细雨中恭候。当时，毛主席给予了张国涛极大的尊重。因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张国焘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当时，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资格，除了陈独秀，谁都盖不过他。
毛泽东却长期游离于中共中央核心层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才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以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资格，跟张国焘还无法相比。张国焘当时很感动，但张国焘随后发现，中央红军人数很少，而且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没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门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红军一门重火力炮都没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这在今天属于步兵轻武器。
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就出现了问题，四方面军8万人，中央红军1万人。张国焘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一、四方面军分裂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为力量失衡。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写的很轻易：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其实，当时毛泽东把一四方面军分裂和被迫北上称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毛泽东很难判断自己这7000人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他甚至准备把这7000红军打散，做白区地下工作，后来幸亏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到陕北一看，红二十五军已经把陕北完全控制了。红二十五军是原来张国焘的势力。而陕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的高岗、刘志丹、习仲勋都被抓起来了。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他如果听张国焘这个伪中央的指挥，那中共中央真是毫无希望了。
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过难关。因为这时中央红军就剩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已经完全破产。当然借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试探徐海东的态度。徐海东接到信，把军中供给部长叫来问：我们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告诉他，我们还有6000多大洋。徐海东吩咐：我们留1000就行了，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是给，不是借。
还附了一封信，表示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指挥，毛泽东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后来多次提到，徐海东是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东在那个关键时刻，听张国焘的指挥，那中央红军的前景不堪设想。徐海东同志一生受伤9次，由于严重伤病，没有能够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同志讲，我不授衔也可以，因为解放战争我没有参加。但是毛泽东坚持给徐海东授衔，而且授大将，地位仅次于粟裕。
到延安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长谈，但是这次谈话却失败了，最终没能说服张国焘。1938年张国涛叛变出走，做了戴笠的办公室主任，告诉了戴笠很多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1949年中共获得全国胜利，张国焘跑到香港，后来从香港跑到台湾，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