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藩镇割据是随着时间发展而来的，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是唐朝面临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越来越大，边镇实力被加强。内因是唐王朝政治官僚腐败，对地方军政的控制丧失。
了解唐代藩镇割据，不得不提一个称呼，节度使。
节度使，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允许地方屯兵屯田，设立地方军政机构，总管地方的长官就称节度使。
从长寿元年（692年）开始，唐朝在容易遭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尤其是陇右、河东和东北一带构筑防御工事、驻扎军队，并从景云年间开始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
开元五年（717年），唐朝开始恢复都督府，在边境部署大量军队，到开元十年（722年）时，驻守边疆的军队已经多达六十多万。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节度使虽然成为了常职，且藩镇的雏形已经出现，但他们只是作为驻守边境的边帅和边镇出现的，且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
为应对游牧民族，在边境地区设立大规模的军事重镇便成为了必然。由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士兵的身家性命全部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导致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这使得节度使开始拥有了军权。节度使职权的无限制扩张，才是造成藩镇壮大的罪魁祸首。
从后太宗时代到天宝年间，节度使已经成为了坐拥军、政、财大权的一方军阀，虽然此时他们依旧听命于朝廷，但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安史之乱加重了藩镇割据。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一方面严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削弱了封建集权，使得中央朝廷开始逐渐势弱。另一方面则使得藩镇开始由边境向内地开始蔓延，安史之乱前，朝廷只在边境设有重兵藩镇，而内地则并未设立，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朝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内外不均，导致叛变发生后朝廷没有足够的兵力予以应对。于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又开始在中原设立藩镇，意图形成内外牵制的均势。
如果说朝廷能够牢牢将中原地区的藩镇掌握在手中，那么这种内外牵制的局势的确会使得天下局势趋于稳定，然而由于朝廷内部腐败逐渐严重，宦官干政、牛李党争、官员腐败等现象日益严重，使得中央朝廷的统治持续恶化，中原地区的藩镇也开始逐步摆脱朝廷的控制。
随后唐末的黄巢起义，更是加具了这种情况。虽然黄巢起义最终失败，但割据一方的藩镇却空前增多，而唐王朝也最终丧失了对这些藩镇的统辖之权，此后数十年间，这些藩镇之间相互兼并的战争持续不断，天下陷入大乱之中。直到天佑四年（907年），名存实亡的唐王朝被朱温篡夺，最终演变为五代十国的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