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么几个体会，说出来供您批判哈。首先是儒学实际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所关注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从横向来说：个人身心，家庭伦理，社会规训，政治体制。从纵向来说：历史真理，当下关切，未来所指，天人关系等等。既可以说它博大精深，也可以说它庞杂无序，这种包容性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所无法对象化的，所以儒学在近代以来甚至被皮激歼视为是迷信思想，这是不足为怪的。其次呢，儒学的发展是不断蜕变的过程，孔曰成仁，是西周礼乐政治伦理价值体系崩塌之后对于现实的批判，其实是注定无法实现的；孟曰取义，是对日益无序的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甚至倡导杀身成仁这样类似于恐怖分子活动的主张，但是它是有价值操守的；董仲舒阉割了儒燃冲学中的暴力因素，说天人合一，以阴阳五行学说改造儒学，从而成为封建政治伦理的合理表述；两汉儒学，渐渐变成史学，今古文之争就是对于历史文本的争论；魏晋之时，又是政治体制分裂，王弼等人解读老庄，又有佛教传入，儒学便吸收了佛老里面的思想，一些正直有操守或者说是迂腐的儒生，多半同时去读老庄，拜访高僧，其实还是儒学不能得道与民由之，就退而独善其身的做法；六朝隋唐之际，儒学基本没什么特色，隋唐出现一批儒学大师，不过是修修补补，试图用儒学语系作为政治话语的强势语种，伴随着科举制度，儒学渐渐兴盛；五代之际，又是乱世，冯唐身为儒学知识分子，而一身侍五朝，这是儒家忠孝节义所不能容忍的，然而这也反映出时代之不能继续采用儒学；两宋以来，汉人文化区域较为稳定繁荣，朱熹的新儒学，是构建了一种被乱世五代所分解了的价值体系，朱熹把老庄那种克制欲望，追求精神高度的思想，用儒学理论体现出来，所以又被成为道学，在当时是有批判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的；元代不足论，立国则不足百年，文化则排斥汉人，儒学并非显学；明清之际，伴随着僵化的政治体制，儒学所关注的对象不能与时俱进，只退化为一种空洞的政治话语，到了近代新文化运动，便被胡适等人打到了；蒋公兵败而退，但是守住了儒家文明；毛爷占陆开朝，十年浩劫却把儒学在中国人心底的传统操守全给扫荡了，这时候要恢复儒学，就太难了，釜底之薪已尽；另外，近代新儒学，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三人为引人瞩目，梁漱溟以儒学为正朔，旁采佛老，但未成体系。熊十力以佛注释儒学，吸收佛学因明学中的逻辑方法论，传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一脉。冯友兰以老庄注释儒学，吸收道家的价值体系，虽然可以悠游于铅谨世，但已经不能对现实进行有力的批判，冯友兰献谄江青，不能守道，颇类其祖冯唐。综上而言，儒学是对现实当代政治社会伦理等的批判，这是其最核心的东西，否则便是被阉割了的，被禁言了的，被纯粹形式化了的毫无意义或者只能是反动意义的符号。第三呢，儒学本身是有一些不符合现代性的因素的，不革新这些因素，是不能指望其复兴的，比如儒学的义利之辨，认为君子耻于言利，在西方中世纪的传统文化里也有这种思想，但是路德加尔文等人改造了传统基督教这种思想，认为商业是光荣的，是一种辛勤而且有功于社会的劳作，儒学也需要这方面的改革，这是涉及许多儒学传统语系批判的；再比如儒学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论述，即便是最具有张力的孟子那里，也不过是忍无可忍的民众可以造反而已，但这也不是改良的可发展的指向，历来造反者，无非是再造一个同样暴虐的王朝，如何把儒学语言阐释改造为符合当下的个体身心修养，政治社会规训，这都是需要花大力气的；再比如儒学之庞杂无序，轻视科技，研究方法不科学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而且是可以改进，甚至是必须改进的，否则儒学只能是渐渐消亡。这些呢，是我的几点看法，供您批判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