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经济和胡雪岩的厄运宿命，究竟从何而来？

19世纪的世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众所周知，西方人大航海时代的大部分时间，运回欧洲的，也只是香料、丝绸这样的奢侈品。

而漫长的距离，让这些异国风味，价等于黄金白银。

这正是《白银资本》一书中所总结的，只是由于“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从美洲得到了大量的白银，才得以参与到中国和印度主导的“全球经济”之中。

这个时代里，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冒险家和掠夺者，他们占领贸易据点，驱使文明程度还在原始阶段的土人为他们提供香料。

幸运的是，他们的盖伦船足够坚固，可以远涉重洋，在一个个贸易据点建立之后，就开始寻求在东方的“全球经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来到东方的荷兰人并不满足于香料种植园中的鞭子，他们操着大船来到了东亚，用大炮和火枪同中国本土的海盗、海商们分润从日本平户到台湾再到福建的生丝贸易线。

同样，依靠他们的武力和中国海盗争夺马尼拉和巴达威亚的白银之路。

此时，他们还只是海洋的车夫，满足于点对点的贸易差价。

以为我们的教科书总是将工业革命视为英国崛起的根源，事实上，他们在海洋上的扩张远比这个更早，取得霸权还要早于工业革命100年，甚至我们应该说，工业革命只是这个漂浮在军舰上的帝国的造船造炮的副产品罢了。

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以年为单位的跨大洲航行，事实上闲置着贸易品的种类，那些刚刚起步的工业品，在高额的运费的重压下，并不能显示出摧毁一切传统经济的威力。-当然，蒸汽机的出现本身也不是为了纺纱织布，而是为了英国的钢铁。

英国在中国和印度主导的“全球经济”当中，并不甘于荷兰曾经担任的角色，这个帝国更关心对于占领地的管理和重塑，更关心将自身习惯的商业规则进行推广，更关心对于任何他认为的“野蛮民族”的开化，而这一切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以英帝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

对于英国非常幸运的是，以东方为中心的“全球经济”，自始至终只埋头于生产和区域性的交流，比如中国和印度的海船，最活跃的地区一直没有跨出波斯湾和东南亚，面对勃勃而来的西方商船，更是节节败退。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9世纪，曾经的世界工厂印度已经大半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80%的中国对外贸易也完全掌握在英国商人的手中，与之对应的十三行行商和诸多华人买办，则始终处于被动的中间商的地位。

伦敦签发的汇票已经可以在广州和加尔各答畅通无阻的使用，唯一的缺憾，只是中国磅礴的生产力和消费能力被广州口岸遮蔽在身后，令新的“世界经济”无法染指。这个时代，从新世界运回的商品，也变成了茶、叶、糖、咖啡，先是贵族们的享受，逐步变成曼彻斯特女工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些舶来塌拆品所产生的消费和税收，又为大英帝国的大炮提供了足够的炮弹。这种经济与社会的正向循环促进，才是大英帝国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随着西方工业化水平的提升，长途航运的成本越来越低，贸易的范围也开始扩大，英国人对于中国生产的生丝和棉花，都表现出十足的兴趣，这些能够滋养工业的廉价原料，成为新时代的游戏主角。同时，软弱无力的清王朝并不足以抵挡英法列强的武力威胁，只能将它的市场一步步开放。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开放并不是英国商人遍地开花，向中国人推销他们的窗帘和刀叉，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描述的：外国货在内地的销售基本上是由华商控制和通过传统的贸易渠道进行的，出口货的收购也是如此，不过程度稍轻而已……在进口和销售主要的大宗商品方面，

如果说在华的洋行逐渐变成了设在上海和香港为当时已有的中国商业体系服务的代理商，也许并不算夸大其词。换言之，西方经济体系并没有主动摧毁中国旧有的经济体系，而是通过买办群体寻求与传统经济体系的对接，这种格局造成了非常特殊的后果。

一方面，在晚清中国的外国商人实质上在为中国的商业体系服务，而不是进行控制；另一方面，上海和香港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几乎完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最终执掌一切的上帝，变成了金融资本。更进一步说，与外贸相关的金融和工业加工、服务事业，也在外国商人的控制之下，比旁拆如外国团启枣银行通过垄断对外贸提供资金，也控制了外汇市场。它们还是白银流入和流出中国的渠道，并且决定白银的黄金价格的涨跌。直到1935年，上海市场的官方外汇汇兑率都是根据汇丰银行当天的行情作出的。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二元结构的经济体系的存在，其对接点上存在着无数的漏洞和缺口，为中外商人们都创造了一夜暴富的机会。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1867年4月16日报道一位普鲁士商人的见闻：“186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的中国和西方商人进行丝茶投机，主要由于每年旺季初到时，外国市场的大量需求所致。”

同样的情况，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华陀1869年4月20日的报告中也有触及：“本国市场对每季最初运到的丝茶所付异乎寻常的价格，对诱发这里不顾一切的投机精神自然有影响，首批到达产品投放市场时……造成了价格上涨。”怡和洋行经理波斯卫1856年从上海写信说：“中国人谈到出口7万包（生丝），除非缺乏银元，迫使价格降低到殷富的中国人认为投机买入不会吃亏，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出口更多。”

毫无疑问，胡雪岩在1881年开始对生丝行业的投资，也是上述投机行为的一部分，而他的金融帝国，在承办海关银号汇兑业务之后，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和西方贸易体系之间的中间人。大量发行钱票的钱庄服务着传统中国的商人和民众，并在银钱兑换等业务中与洋商建立联系；而承办清政府地方海关汇兑业务的银号、票号，主要面向外国外贸商人收取关税，并将之汇兑至清政府手中，又担当了清政府与洋商之间的桥梁。

一般意义上讲，胡雪岩的角色应该左右逢源，然而，在19世纪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任何稳固的东西都可能一夜间动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作为生丝主产地的中国大商人们，一直以上文中所说的投机方式来追逐伦敦市场的价格变动，并通过短期的囤积牟取价差暴利。而且，由于中国到英国之间漫长的海路，实际上是由英国贸易商独立走完的，中国的投机商人只需要在上海这个物资集散地等待当地价格的变动即可出手，而英国接盘侠们却要承担紧俏商品旬月之后抵达伦敦的价格风险，这才是真正的赌博。

只不过这种赌博在西方商人遍布亚欧大陆的金融体系、保险体系和航运体系支撑下，输得起，而中国商人却没有这样优良的融资、避险的工具，所有的风险都需要自己无限责任地扛下去。很快，技术的进步将西方商人这道风险也降到了最低。

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将日本长崎到上海的海底电缆拉到了吴淞口外，并与英租界的电报局连接，有线电报将伦敦消费市场的价格和上海的供货市场的价格无限拉近。在此条件下，胡雪岩通过主产地囤积抬价获取定价权的游戏已经注定失败，同样，晚清依靠海量出口所创造的经济繁荣和白银净流入，也因为国际市场上的金银比价变动而流失殆尽。

国际市场的银价变化，一方面使得上海滩的“实银”流入减少，重创整个需要白银的中国经济；而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出口商品数量却没有带来出口货值的对应增长，正如一位英国商人在1890年所说的，同样品质的生丝，20年前同样的价格可以购买1磅，而今天，却可以买到1.5磅，

更可怕的是，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1930年前后……

这两个方面的负面效应，在整个中国近代史愈演愈烈，而晚清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也每况愈下，曾经充裕的民间产业资本在一次又一次的投机危机中蒸发，前有1883年的股灾，后有1910年的橡胶股票危机，前者葬送了中国金融自主的机会和中法战争的胜利，后者则直接将大清王朝扫进了垃圾堆。

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于19世纪中国经济的结构缺陷，只能依附于国际市场，换句话说，只能依附于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

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不过就是洪杨之乱后，湘淮军在江南的肆虐，将此地沉淀了600年的民间财富发掘出来，投入到流通领域之中，进而形成的自有金融体系的资本繁荣，无论是左宗棠，还是李鸿章，他们的洋务尝试的财源，实际上均发轫于此，然而，颟顸的大清朝，甚至洋务派官吏们并没有如此的慧眼看穿历史的迷雾，对于这个机会和危机都是不闻不问，甚至落井下石。

所以，在胡雪岩们的最后时刻，本质上仍是“以一人敌一国”，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面对的形势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