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一：全球经济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的新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长率预期分别下调为3.5%和3.7%，全球将进入低于趋势增长的“新常态”。全球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预测，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为3.1%和4%，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趋势二：全球廉价资本时代可能将趋于结束目前全球利率仍处于低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依然疲软，高负债居民信贷需求低迷，央行普遍执行刺激性货币政策。然而，廉价资本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外部需求疲软，贸易汇率风险、激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水平，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特别是随着美联储将进入加息进程，这种局面将推动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上升。趋势三：主要国家主权债务压力较大，“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福利化”进程还将持续数年全球债务水平处于持续上升之中。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中旬、金融危机前全球债务总规模仅为70万亿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这一规模就已攀升至100万亿美元，涨幅逾42%，全球债务负担占国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相关平台已成最大债券发行者。截至2013年6月，公共债务有价债券所占份额增至43万亿美元，相较2007年同期增长80%。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刺激政策推动经济，信贷大幅投放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人部门债务大幅增加。各国“去债务化、去杠杆化、去福利化”必然需要经历财政紧缩过程，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仍将持续数年，并对经济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需求增加。趋势四：美国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恐引发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权货币洗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后，美元、美债再次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资产”，特别是如果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左右，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增强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溢出风险。当前新兴经济体企业外债高达2.6万亿美元，其中3/4以美元计价。目前，美联储结束量宽和美元升值已使新兴经济体企业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开始走高，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风险上升，并可能传导至本国经济金融体系。此外，美元升值也将导致其他非美系货币、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一轮贬值潮，未来几年全球主权货币将面临新一轮洗牌过程。趋势五：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根据IMF评估数据，在1990～2013年之间，全球通胀率平均为11%，2014年该数值预计为3.9%，其中低通胀率的发达经济体，1990～2013年之间年均通胀率为2.3%，2014年仅为1.7%。2014年12月，美国CPI环比下跌0.4%，创2008年底以来最大跌幅。欧元区2014年12月CPI五年来首次转负，技术性通缩来临。全球已有多家国际机构就此发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此视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大威胁，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结构性因素：一是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趋于结束引发价格危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国际油价下跌势头2015年将延续;二是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导致供需出现缺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增量需求从美欧主导开始转变。中国成为全球需求主要支撑者，而随着近几年中国去杠杆化和去产能化，增量需求放缓，产出缺口开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焦点直接导致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三是强势美元回归引发全球“输入型通缩”压力，另一方面加剧新兴经济体外债压力。四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处于劳动人口周期变化拐点。从长期因素看，2008～2014年叠加了美系国家和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口周期拐点。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导致储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是导致供给失衡，并进一步引发价格总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趋势六、国际贸易“规则之争”已超越“市场之争”，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角力点全球贸易投资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趋势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加激烈和隐蔽，从自由贸易转向规则贸易。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一是区域自贸协定竞争趋于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主导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二是贸易与投资日趋融合发展。新规则体系强调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规则的整合。在投资领域，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服务贸易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三是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当前，世界服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已从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为主。如美国希望未来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及电信自由化，包括电子商务，促进软件、影音光盘等数字产品的贸易自由化。趋势七：全球跨境投资总体趋缓，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将成全球主要资本输出国全球FDI流量有望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进一步上升至1.6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但鉴于主要经济体增长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及其他一些大国货币政策分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影响全球FDI流向。总体而言，全球FDI短期内不会出现强劲增长，但中国可能是一个特例。未来几年中国正面临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新阶段，通过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带动资源配置全球化拓展。据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十年总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达70%。趋势八：再工业化与新技术革命步入孕育期，将导致全球产业格局重组和重构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一方面，宽带、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另一方面，集成电路将逐步进入“后摩尔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兴起也是信息技术应用模式的一场变革。受此影响，“工业4.0”和产业物联网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颠覆性重构。此外，全球制造业出现“制造业服务化”新趋向：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国际制造业跨国巨头都在推进制造服务化转型，这意味着制造业服务化时代正在到来。趋势九：全球资源能源面临新供给冲击，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需求将趋下降全球资源能源领域的长期传统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并出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一、结构因素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变化。《2035世界能源展望》预计，从2012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消费将增长41%，年均增长1.5%。增速将从2005～2015年的2.2%降至2015～2025年的1.7%，再之后十年降至仅有1.1%。二、全球资源能源格局面临“新供给冲击”。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趋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会趋于减少。三、资源能源消费重心“由西向东”转移。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起到显著推动作用。趋势十：未来全球仍须高度警惕财富分配失衡加剧风险未来十年全球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需高度警惕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财富分配失衡、新技术以及货币超发贬值致财富隐形再分配等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恶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