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其内容也由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全球化对国家形成的挑战以及解决的方式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未来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全球化的趋势与现实的国家体系正在发生冲突，全球化使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有超越国家的界限在全球层次上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国家职能将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在全球化进程中暂时处于一种退守状态。在这种形势下讨论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由于国家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在外部历程还是在内在逻辑上都有很大的相关性，全球化进程已直接对传统国家的职能产生了影响，因此讨论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对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前景具有重要意义。其次，由于目前国家仍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成熟、最有效的政治联合形式，探讨全球化进程对国家的影响，是对国家发展理论的前沿问题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对于探讨未来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规律亦有重要参考价值。最后，由于国家是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现有民族国家的命运，实际上就是探究未来的国际秩序，这对于批判某些西方学者借口全球化否定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以及鼓吹全球民主化和全球统治（global governmence），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理论对传统国家理论的冲击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现实的浪潮而且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对传统的国家理论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也引起了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球化理论向传统国家理论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对传统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如主权、边界、国家利益等提出质疑，否定“国家中心主义”，进而认为随着国际社会的全球化，民族国家将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另一方面则在理论上建构与传统国家理论相对应的概念体系，如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一体化（integration）、超国家体系（superstate system）等，并严格区分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两个概念，认为正是大量增长的跨国关系使各国政府都无法单独地进行有效控制，从而改变了以往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一体化的国际社会，在逻辑上提供了全球化时代替代国际化时代的可能性。二、全球化理论引起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内部分化。现实主义（realism）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大主要流派，目前都受到了全球化理论的冲击。第一，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包括三个核心概念：国家主义（statism），即国家是国际社会中其他所有主体存在和活动的前提，国家的主权划定了国际社会的框架；生存（survival），即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国为了图谋发展而展开的斗争；自助（selfhelp），即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确保国家的安全，要想生存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全球化理论对现实主义的冲击在于迫使其承认全球化与跨国联系是客观的趋势，并且修正了关于国家绝对中心地位的理论。但现实主义者仍然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不会因全球化而改变；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动摇的；国家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仍将待续下去，其形式和手段有可能更新，但军事与均势的意义不会减弱。第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内部三个派别在全球化问题上观点相去甚远。国际自由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认为，专制国家的存在与国家间的战争是威胁国际社会正常秩序的主要因素，人们只有通过契约方可达到全球化的和平状态；理想主义（idealism）相信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和平的力量可以限制国家利益的膨胀，可依靠国际组织来规范国家的行为；机构自由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认为，国际社会的多元化是国际新秩序的基础，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发展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是和平的保证，多层次的一体化与区域合作是全球化的现实途径。自由主义者承认：全球化所带来的科技、信息革命以及经济的变革将会改变世界政治的模式，国家也不再是封闭的单位，世界将形成网络化的联系。但同时也认为：国家的命运并非如全球化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会逐步衰退，相反国家会因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而革除自身的弊端，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三、全球化理论突破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传统框架，将论争引入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启发人们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对传统国家理论进行反思。第一，全球化理论将传统国家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在关注国际秩序的同时也从整体上对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思考。如全球化讨论引起了人们对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的重新关注。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沃勒斯坦，他认为世界体系的核心是从16世纪欧洲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将世界各国分为两层次：核心国家（core states）具有霸权主义的领导地位和强大军事实力，对世界政治经济拥有主导权；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al states ）是资本主义实现增长的基础和维持现有秩序的力量；边缘国家（peripheral states）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次发达国家。沃勒斯坦认为很早以前世界就处于这样一种由资本主义统治的单一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了，国家之间一直是不平等的，目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仍然控制着世界秩序，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并不是世界政治经济的唯一分析单位，甚至不是主要的分析单位。第二，全球化理论还造成了人们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看法。乐观派（包括新保守主义者和一些新左派社会主义者）认为，全球化的进程将使政府失去任意指挥经济的自由，这对于消除政府对市场的盲目干预是一件好事。在政府干预减少和市场自由度及开放度提高的环境下，世界经济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也可能是全球摆脱贫困的最好机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的是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强权的政府。悲观派（包括传统的国家主义者、保守派和左派）则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是最重要的，而现在这种平衡正被全球化的进程所打破。市场的力量突破了国家的制约而获得了优势，这种优势虽然在短期内将给社会带来繁荣，但由于利益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分配，通过全球化富裕起来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全球化将扩大不平等，加剧贫困、引发冲突。政府行为的失效最终会削弱国家的基础，使国家因为市场力量的壮大而陷入新的危机。总之，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已经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构成了冲击。这种冲击的意义并不在于否定多少传统概念，而在于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当然目前有关全球化的各种理论假设并不一定准确，全球化与国家体系的矛盾也并不一定会很尖锐，但这至少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化趋势的态度和对国家、市场以及国际社会二者关系的重新认识。 全球化对现有国家的挑战 与理论上的冲击相比现实中全球化的进程对现有国家的挑战则尖锐得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挑战。仅仅在30年前，许多国家还保持国民经济自给自足的独立性，但目前却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不处在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生产和流通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使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突破了一国国民经济的框架，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的目的是获得产品的最低成本和最大利润。纵横交错的分工协作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从经济规律上说，没有哪个政府对本国的某项产业有绝对的控制权，因为从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到市场都有国际性的因素存在。国际贸易额从1960年到1994年已经增长了31倍多，从2700亿美元扩大到了85000亿美元。对许多国家发英国、加拿大等来讲，国际贸易额已达到其GDP的40％以上。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的现象。同时资本、信息、技术和知识流动的速度与自由度不断加强，世界经济与民族经济的界限正在逐渐变得模糊。世界人口、粮食、环境、资源、能源危机等都不是一国政府能独自解决的，需要国际协调与合作。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之深已对国家的传统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质疑。二、科技发展的挑战。科技在历史上曾一直是促进国家实现其统治与管理职能的重要力量，但是今天这股力量越来越呈现出突破国家框架的势头。第一，信息与通讯技术手段的发展使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甚至在某些方面形同虚设。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量的信息流过任一国家的国土，这些信息有的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有的则是非法的、有害的，乃至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一个国家凭借高科技可以很容易获得别国的信息，就此而言，科技欠发达的国家正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全面挑战。第二，经济运行与高科技的紧密结合，使经济在自由、快速运行的同时也处在高度危险之中。金融系统的网络化给计算机犯罪提供了机会，如果技术上存在漏洞，国民经济将直接面临巨额损失，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军事与安全领域。科技含量的增长并不能相应地绝对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在高科技战争中也不能确保其绝对的安全。另外，信息社会中联系方式的革命已经改变了人们对地域的传统观念。领土与边界的划分已不再是绝对封闭的框架。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国家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主权与国土的完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水平。三、国际组织的挑战。由于国际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跨国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面对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民族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作用的增强必然导致其权限的扩大，主权不可分享与让渡的观念正在改变。欧洲联盟就是明显的例子，欧盟委员会享有某些类似于联邦政府的决策权，共同的金融体系和农业政策、关税同盟标志着国家的一部分管理职能已经让渡给了超国家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其活动也越来越多地跨越国家主权的界限，从维和行动到武器核查，从监管国内大选到协调党派之争，反映出国际组织日益侵入传统的国家界域的趋势。四、跨国运动与思潮的挑战。宗教与文化的传播速度正随着通讯手段的革命而加快扩展，国家对跨国性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已无法做到绝对控制，但它们对国家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宗教与民族主义势力的结合可以改变国家的疆界（如南联盟、阿富汗等），跨国的社会运动（如绿色和平组织、女权运动）也能给现有国家以强大压力，迫使其改变或执行某种政策。五、全球化与分裂主义的挑战。现有国家是以民族认同和经济联系作为基础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并不只是单一民族国家一种模式，往往是多民族国家与跨国民族并存。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原来比较稳定的民族国家结构出现了松动。民族自决运动的兴起对国家的统一提出了挑战，如北爱尔兰和魁北克的独立运动。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面对以上挑战之外，还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其他挑战，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第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一体化的压力。目前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使世界经济联成一体，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在内都失去了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正在成为超国家的经济力量。它在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机会的同时，也迫使各国实行更为开放的经济政策，从而使民族国家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保护国民经济。因此，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因为它过早地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职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在缺乏保护的条件下参加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第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压力。不可否认，今天全球化的主角是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有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的优势，而且控制着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国际经济的新秩序还未建立起来，西方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活动中“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不仅可以继续通过各种贸易保护手段来维护本国经济，而且可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组织直接控制和干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优势。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自己的经济主权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第三，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压力。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政治领域。发达国家总是利用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影响，迫使其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被描述成适用于全球的普遍模式，而发展中国家试图探索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则被认为是对全球秩序的挑战。第四，文化、信息和科技霸权的压力。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显示了更强的霸权地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变成了一个“村落”，信息传递的开放性与高速度使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具全球性。西方文化在其向全球传播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势，不断地侵蚀着其他文化固有的地位。与此同时，西方在科技上却严格地保持垄断，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一直对发展中国家封闭。文化的输出与科技的垄断将使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维持一种持久的霸权，发展中国家将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一种无权地位。全球化所带来的上述压力，虽然不是直接指向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效能与作用，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会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从而使整个国际社会又多了一份“裂合”的可能。总之，全球化对国家的挑战是真实而深刻的，它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民族国家作为现今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发展必然取决于与全球化的互动。 全球化进程与民族国家体系的调整 一、必须肯定的是，虽然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但尚未威胁国家体系的存续。第一，全球化进程既不是包罗万象，也不是无所不至，而是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限度。这表现在：全球化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只有当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通讯手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全球化的进程才得以展开；全球化不能超越人们的观念而独立地发展，特别是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层面；全球化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发展起来的，它无法逾越制度的障碍，必须在同现有的制度体系进行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重建新的机制；全球化必须承认多元化的现实，因为全球化本身没有确定的规则、目标，也没有一种全球化的模式能一统天下，所以，全球化必须在世界经济多元化、区域合作多元化、政治制度和文化多元化的现实中寻求协调发展。第二，国家并不是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本土化（指在全球化过程中个人、团体及制度的一种收缩性力量，即不接受全球化的行为方式，而按自身利益和习俗行事）、国际化（强调国家之间的联系及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交互作用对国家的保护作用，在很在程度上缓解了全球化的压力，使国家有机会在自我调整中逐步适应国际社会开放化和一体化的要求，不致被全球化浪潮所冲毁。第三，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实际上并不是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是因为民族国家不仅可以利用国际社会现有的规则、制度和渠道来发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球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制定未来国际关系的准则。另外，全球化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安排，涉及各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民族国家必然地要成为这一进程中的主角。二、全球化趋势作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产物，它对国家体系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入的，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形象。而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民族国家在形态、职能与相互联系方式上的调整也是必然的。未来国家的形态、能力与作用将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与调整：国家主权概念的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国家在国际中地位与作用的变化。目前上述变化与调整的趋势已渐露端倪。第一，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主权观念将面临着挑战，发生变化。早在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就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17世纪为了实现政教分离，削弱直至结束基督教在欧洲的政治统治，确立君主的权威，人们强化了主权意识，形成所谓的绝对主权概念，认为：主权具有全权性、至上性、排他性及不可分享与让渡的特性。应该说，对主权的这种界定是相当彻底的。但当时的民族国家并不具备执行这种绝对主权的能力，至少尚不具备完善的经济管理能力。只是经过18、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才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经济管理能力，主权的概念才得以充实。可见，绝对主权概念虽属于政治范畴，但它的确立无疑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国家经济职能的完善为前提的。那么，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国家经济职能的削弱，国家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独立地处理自己的经济事务，失去了某些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可以预言，21世纪这种趋势只会加强，而不会逆转。于是，在不少西方学者那里，绝对主权概念逐渐淡化，代之以相对主权概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论及主权“让渡”的问题。尽管相对主权概念、主权“让渡”之类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毫无疑问，在西方，传统的主权观念确已松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根本是政治统治而非经济管理。因此，即使国家的经济职能在全球化时代与主权相分离，也不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消亡。况且，这种分离本身也不可能完全彻底，总要以国家存在为限度。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形态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也将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全球化一方面削弱了国家职能；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力量在整体的联系中得到增强。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会按如下方向发生变化：首先，从国家行使职能的范围来看，民族国家将由全能型政府模式向有限职能型方向发展，国家介入的社会领域将逐渐减小，许多原来由国家执行的职能将为社会系统的自我协调机制所吸纳。其次，从国家行使职能的手段来看，民族国家将由全权型政府向有限权力型方向发展，国家不再具有“利维坦”式的庞大力量，社会联系的强化与自我协调机制的完善将有能力抵制过分干预。最后，全球化将使“国家――社会”的关系不再是单维度的此消彼长模式，而是一种多维的开放体系。国家既不能垄断社会的对外联系又不单纯是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中介，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因素以及在某些方面代表共同体利益参与到全球社会中去。第三，冷战的结束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国际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国际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关系在本质是已不再是一种战略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基于相互依存关系的双赢或双输游戏。这样的游戏要求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必须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必须注意他国的利益。不仅如此，国家利益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核心已由传统的国家安全发展为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安全，从空间上讲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疆界。因此，国家利益的实现已经不单纯是某一国家可以自控的，要实现政治与经济联系的一体化以及解决大量的跨国问题，国际组织与国际协调的地位与作用已凸显出来，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已经无法维持垄断性的主体地位了。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与国家同样重要的国际社会主体。综上所述，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趋势已是不诤的事实，它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社会联系的普遍化、开放化以及国际一体化，这无疑将使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变得更为开放化与多元化。正因为如此，全球化既对民族国家形成了挑战又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所以，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变化将使民族国家的发展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