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生物都是有害的物种吗？

有意无意地，在过去的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不断地将物种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事实上，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被认为是自然一部分的物种，却是外来物种。比如说蜜蜂吧，几乎三分之一的美联邦州政府将它列为他们的本土昆虫，然而蜜蜂却是在17世纪由欧洲传入北美大陆的。博物学家早就意识到了这种物种全球化进程，但是对外来物种的广泛研究却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才展开。在过去的岁月里，关于外来物种，生物学家的观点变得简单而明确：所有的外来物种都是有害的。它们被当作侵入者、外星人、外来异族，甚至是被当作了“生物污染”。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外来物种是构成对本地物种灭绝的最大威胁之一，仅次于对生物栖息地的破坏。毫无疑问，一些外来物种带来了巨大破坏。例如，在二十世纪中期被引入关岛的棕色树蛇，导致了岛上绝大部分原生鸟类的灭绝。其他的许多栖息在岛屿和湖泊中的物种，也因为食肉类物种的入侵而濒临灭绝。全球每年由外来物种带来的，在农业、林木、渔业和航运方面的损失，估计超过了1000亿美元。许多最令人关注的人类疾病是由于病毒的跨界入侵而引起的，比如说SARS、西尼罗病毒、埃博拉病毒、H1N1流感病毒和HIV病毒。然而，你可能感到奇怪，只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外来物种是有害的。相对来说，大多数外来物种都是良性的；一些物种，比如蜜蜂，甚至还对人类很有益处。尽管如此，许多人坚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外来物种都是有害的。在我和他人讨论保护和修复方案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很多人从本质上认为本地物种比外来物种更有益。许多土地管理和生态学家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大多数外来物种并不是有害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接受这样的本土主义泛论呢？我认为可以作这样的两种解释。第一，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物学家们关于外来物种的论断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第二，是一些我们作为人类所共享的基因素使然。一些人类学家说欲将万物归类的渴望似乎是人类的本性，因为我们渴求一种秩序感。同样的，最新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地喜欢划定一种集体的界线，并将外在世界视为一种威胁。我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划清本地疆域、本地种族、本地宗教和本地团队，而将除此一切的事物视作敌人。这种对身份的辨别延伸到了自然界。大多数镇、州和省将一种动物或植物物种作他们自己所特有的， 并冠之以国鸟、洲花的称号。鉴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人们，包括生态学家会对本地物种情有独钟。我们要与时俱进。科学定律的开端往往只是源于一些朴实而简单的想法。然而随着学科领域的进一步成熟发展，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学科研究领域的复杂性，他们需要找到一些更加细致入微的切入点。这些就是入侵生物学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些入侵生物学家质疑那些所选择的，用来描述外来生物的语言。并认为对他们的结论有时更多的是偏见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另一些人则批评那些不科学的，对于本地物种所持有的特殊偏好。他们认为外来物种并不代表一种单独的类别，不论从进化层面、生物地理方面还是生态环境层面来说。其他人则指出，那些认为外来物种对当地物种威胁仅次于栖息地破坏的论调，是存在缺陷与不足的。事实上，除了岛屿与湖泊等特殊环境外，只有极个别的例子表明外来物种会引起本地物种的灭绝。尽管有了这样令人信服的事实，我的许多入侵生物学同事依旧很难抛弃本地物种主义观念。有些人告诉我，加深固有的观念是一种很必要的策略，来应对公共管理和政策抉择者，以获得他们的注意。我认为这一策略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如果观念中掺杂着过多夸大的成分，它们将招致原本出于好意却及其错误的决定，比如将稀缺资源花费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工程上。一切由外来物种引起的破坏将会有据可查。我们没有必要来加深固有的观念。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世界生物多样性正在实现全球化。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外星人、外来物种或者是生物污染，但事实是，它们已然成为了我们的新邻居。抵制变革对于人类来说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当变革来得迅速而深刻，如同文化与生物的全球化一样。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实体、社会和生态遭到了破坏。当危害很严重的时候，社会需要调动人力、财政资源，作出迅速且有效的回应。但是资源终究是有限的。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分清楚单纯的变化与危害，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有限人力与财力资源的高效配置。作为我们科学家，应该确保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易懂的、有趣和有意义的，而不是与科学相悖。只要破坏是真实存在的，一切笼统的概括、夸大、煽动性语言的使用或者是数据的歪曲，以此来引起公众的关注，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