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外国的新思想，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旧思想对交通工具的束缚。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是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一项总要的举措。开办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主要为翻译、工程、兵器、通讯、医务等培养新型人才，虽然学堂规模不大，但是依旧打破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科技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文化风气，为后面科举制的废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派遣留学生，为了更系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西方派遣 200 多位留学生，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自从1825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在短短十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考略》等书都对铁路作了初步介绍。而洪仁玕则于1859年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1863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1865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1880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露，光绪七年（1881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 其分类思想就是“ 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 中体西用” ，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师夷制夷” 、 “ 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 “ 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以“ 本”“ 辅” 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 9 6 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 “ 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中学” 、“西学” ，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 中西学问” 对于社会， 对于一个政权， 对于统治者来说， 本来都是“ 用” ， 沈寿康在此以“ 体” “ 用” 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 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 是“ 为华人计” 。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 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 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 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 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 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 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 由于“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一口号， 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 甚至可以说， 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 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 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 它在中国的大地上， 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 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 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