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的战术思想

分割敌人，各个击破为了有效地歼灭敌人，在敌人兵力还较强的情况下，对敌人进行分割包围使其化整为零是十分必要的。东北战场上，因敌人长期以来就分布在较为孤立的锦州、沈阳、长春三个点上，对其进行切割较为容易，而在淮海战场上相对较难。为了孤立徐州，毛泽东在1948年的11月9日要求人民解放军在力争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截断宿蚌路”并“向李弥兵团攻击”，以“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1](P191)人民解放军按照指示于15日攻占宿县，切断了徐蚌之间的联系并于22日歼灭了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25日又将试图北援的黄维兵团围困，于双堆集，随后将其全歼。最后，陷于绝境的徐州杜聿明集团在惊恐中向徐州仓惶逃窜也被人民解放军追歼于陈官庄地区。平律战场上对敌人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更为突出.毛泽东在1948年12月11日的《关手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即确定了东北野战军要在25日前完成对天津、塘沽、唐山等地的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和对平、津、通州等地采取“隔而不围”的方针；还指出完成上述任务之后的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2](P1258)当完成将敌人分别阻隔于平、津、塘地区的战略部署后，人民解放军于22日首先攻克新保安，24日歼灭张家口之敌。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17日塘沽之敌从海上逃走，31日陷于孤立的北平傅作义集团接受了和平改编。攻城与打援、牵制相结合为了更好地攻城或打击孤立之敌，对敌人可能的援兵进行有效地打击或牵制是十分必要的：东北战场上，毛泽东于1948年9月5日就指示东北野战军在攻打义县、高桥、兴城和绥中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1](P128)7日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又指示“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2](P1230)随后，在攻锦和保锦争夺战中，毛泽东更是精心部署了对敌之东西对进兵团的阻援和打援兵力。在淮海战役中，为了实现歼灭黄百韬兵团重点作战任务，毛泽东对打击可能的救援之敌进行了精心部署：“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城，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一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邱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璧地区，以牵制李兵团。”[2](P1245—1246)泽东要求东北野战军“扭打平张线上之敌”以“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1](P208)这些打援、阻援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确保了主攻目标的顺利实现。军事打击为主，辅之以政治攻势1948年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了锦州后，长春守敌在突围无望、守必被歼的情况下，经过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宣传，其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率部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第7军投诚，长春遂宣告解放，这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的步伐。平津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对北平东、西两翼之敌进行了重大的打击，切断了敌人两头的退路之后，向被围困的傅作义集团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敌人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傅作义集团接受了和平改编的建议，于1949年1月31日开出城外接受了改编，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还大量运用了其他的一些战略战术，如充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大量歼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等等。这些光辉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仅对指导革命战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今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具体的日常工作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