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驻滇英领事照会云南总督，提出从缅甸修筑铁路经滇西的腾越进入云南，路权归英方。鉴于中法滇越铁路丧失主权的教训，政府和滇人都提高了警觉，不敢再让路权与外人。经滇人力争，清政府遂与英使达成协议，议定滇缅铁路各修各界。滇绅陈荣昌以滇缅路权已争回，便呈请滇督将修建滇缅铁路事务归入滇蜀铁路一并办理，改名为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后公司又归并云南省公路总局。至1935年，公路总局派人前往勘测从祥云县的清华洞起，至滇缅交界一段的铁路线，长约400余公里，建筑费估算约法币1820万元。抗战爆发后，沿海港口及铁路交通线均已沦陷，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大西南。为取得国际援助，除修筑滇缅公路外，由中央政府主持修筑东起昆明，西经安宁、一平浪、禄丰、广通、楚雄、姚安、祥云、弥渡、南涧、云县、耿马等县，直达中缅边界术达的滇缅铁路。1938年12月起，开始分段修建。东段由昆明至祥云县的清华洞，长410公里；西段由清华洞抵术达，长470公里，全线为米轨，以便于同缅甸的铁路接轨，拟连通缅甸密支那铁路线上的腊戌站。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为了赶筑一条路，数不清的人献出了生命。1937年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就意识到，如果沿海口岸不保，中国将失去外援，陷入危险境地。必须尽早铺设一条从西南向外与国际联系的通道，这就是后来以悲壮和惨烈镌刻在中国抗战史上的滇缅铁路的修建，当时中国的几位著名的铁路和桥梁专家都参与了滇缅铁路的建设。1937年交通部公务司司长萨福均调任滇缅铁路局局长，1939年一代铁路巨擘杜镇远先生亲任滇缅铁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杜镇远延聘了一批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任副局长的张海平、任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的王节尧、任工程局工务课正工程司的汪菊潜、任第一工程处副处长的陶述曾、继任滇缅铁路局局长的龚继成、总工程师室的副总工程师李耀祥、督办公署技术委员会委员汪禧成、设计课长林同炎，第三工程处工务课技术股主任雷从民、第三总段副工程司兼分段长石衡，此外还有朱葆芬、夏舜参、顾彀成、祝秦萱、周庸华、卢肇钧等。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几乎全是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并留学欧美的专攻土木工程或铁路建设的专门人才。如杜镇远、王节尧、汪菊潜、龚继成、石衡、林同炎等均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雷从民、卢肇钧毕业于清华大学，陶述曾毕业于北京大学，汪禧成毕业于交通大学，夏舜参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张海平毕业于普渡大学，朱葆芬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由于抗日战争日益的危急，滇缅铁路的修建终于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日程。然而对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和滇西百姓来说，出动三十万的劳力，供应三十万人的吃粮问题，却是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铁路经过的蛮荒地区，瘴疠横行，蚊叮虫咬，许多人得了疟疾和肠胃病，而云南本地民工又十有八九抽鸦片烟。民工体弱不支，加上生活供应困难，施工效率极低。1942年，日军侵占了缅甸，随后又攻陷了我滇西重镇腾冲、龙陵、畹町等地，直接威胁到整个滇省西部。为防止日军利用滇缅甸铁路，当局只得忍痛将该路西段已修好的路基、涵洞等基础工程破坏，以免资敌(同时破坏的还有滇缅公路西段)。以致全线停工，滇缅铁路督办也撤回内地，滇缅铁路功亏一篑，其东段也仅修至安宁(因叙昆铁路轨料供应紧张，1944年安宁至石咀段的路轨被移铺至叙昆铁路曲靖和沾益区间，以解决沾益军用机场的交通联络)。最后，滇缅铁路滇西部分的路基工程在一片爆破声中化为烟尘。为保障国际通道畅通无阻，当局决定另修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于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时开始动工修建，滇缅铁路停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返回内地接收，并准备打反共内战，加之滇缅公路已恢复通车，滇缅铁路失去了作为国际通道的战略意义，已无修建的必要，整个工程因而半途而废。解放后的1958-1959年，铁道兵部队利用原先抗战时期已完成的路基从石咀铺轨至了楚雄一平浪，史称昆一线。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以后又陆续拆除了昆一线，现在滇缅铁路仅遗存昆明北站至石咀的12.4公里线路，称为昆石线。在今天的昆明西山碧鸡关、楚雄禄丰、一平浪和临沧云县都遗留有较完整的当年滇缅铁路隧道和路基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