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黑社会”是啥样

在多地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黑 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 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市霸。“大陆黑 社会”的真实一面是——大陆没有“黑 社会”。这一判断来自官方，从现有的媒体报道或官方文件中，你会发现，凡是提到大陆的“黑 社会”，完整表述都是“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如此解释，大陆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 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 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 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国外的黑 社会是高级阶段，那么国内的组织犯罪行为顶多是初级阶段。因为相比国外那些耳熟能详的黑 社会，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意大利的黑手党，学界研究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可能公开操作的黑 社会传统行业，比如贩毒、卖淫、赌博，在中国大陆并不能存在，所以他们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境外多党制形成的政治缝隙，使得国外黑 社会可以很方便地向政治领域渗透，这在大陆也不可能。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公安部内部对此进行讨论后便认为，“黑 社会”，这个提法“太大”。那么，这个尚未成长起来的“黑 社会”，规模有多大？有人说是100万人。这是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的个人推测。2000年，研究黑 社会问题的蔡少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仅在河南益阳地区就有250个黑 社会团伙，人数达到3120人。这个庞大的估算，在2004年时被官方否认——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像他说的现在还有100万黑 社会成员在那儿活动，那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也有数据显示，有案可查的黑 社会在一万人以上。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9年，一共有12644人被以“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一审审结。这些模糊的人群，根据司法文件的披露，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北京大学研究黑 社会的教授康树华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及，势力最大的有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江西的“卧虎帮”，河北的“改口会”，邵阳的“阴阳帮”、“江湖会”等。不过，这些帮会，至今未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或官方司法文件之中。事实上，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黑 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 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市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所以，真的堪称是低级阶段。【大部分黑 社会出不了市县】当下正在法院审理的刘汉涉黑案，就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大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刘汉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刘汉等人掌控的公司多达70家，而他旗下最庞大的汉龙集团，则相当于一个跨行业的托拉斯——从能源电力、化工产业到生物医药、地产开发，不一而足。刘汉集团被公安机关控制后，媒体报道里四川的反应是：广汉等地的商人终于可以正常做生意了，社会治安起码可以太平十年。但像刘汉集团这种势力范围可覆盖三个市——绵阳、什邡和广汉的情况，很少见。实际上，目前尚未有一个全国规模或全省规模的组织。与境外黑 社会已经壮大至全国规模相比，大陆黑 社会多带有地域特点或“山头主义”特征。从势力范围上分，他们的控制领域主要分为地域和行业两种。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涉黑犯罪多年的教授何秉松看来，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范围一般只限于村、镇、区范围之内，一般不超过省级市、县；但以行业划分，则不受地域限制，例如以火车上的盗窃为主业的组织，其足迹遍布铁路沿线。何秉松的这一说法与目前各地对相关问题的调研结果相符。根据刊载在2011年《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的调查报告《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显示，活动范围在本市（地）区的黑 社会比例最大，为60%，浙江省内跨市区的为10%，跨省的为30%。同时，该论文称这些跨地区犯罪的势力范围，通常集中在托运业中——因运输线路影响，从范围上来看，它超出了一个市区。而在山东大学一篇论文《山东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分析》中，则可以看到“黑 社会”的具体分布地点——青岛市某区的废旧物品收购行业；烟台某村；威海某镇至某村海滩的蚬子交易市场；济宁市的某个县城等。除了盘踞某运输行业条线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有溢出一个地区的影响力，也存在流动的跨地区组织。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在对上海研究后指出，上海除了本地的黑 社会势力，还有六个“帮派”—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以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以抢劫为生的“东北帮”，以及主要从事盗卖车船的“温州帮”。【大陆黑 社会的“地盘”】上文提及的运输业，实际上是目前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七大行业之一。尚未有一份全国各地黑 社会“主营业务”的统计表明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但据2006年时任全国“打黑办”副主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杜航伟的总结，运输、建筑、商品批发、娱乐业、餐饮业以及矿产等行业，是它们的主营阵地。在上海，运输业、娱乐和餐饮业，是受黑 社会危害的前三行业。上海社科院《上海地区有组织犯罪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涉黑行业中，餐饮业占5.6%，娱乐业为1.1%，而运输业达到72.2%。运输业成为部分地区黑 社会的主营产业，有某些制度缺陷的原因。以超载为例，它对道路、桥梁甚至司机的交通运输安全有极大的潜在危害，但在各地的现实中，却是不超载无法保本，于是相关交通管理和稽查部门除了罚款之外，公权力还延伸至这些过往车辆的“保护费”——这项“需求”，催生了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大量涉入。不过，这七大行业也有高下之分，运输业其实已经是涉黑组织发展到中期阶段才接触的。这种阶段的划分来自前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他将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表现为松散的暴力团伙犯罪。这个时候的组织，以抢劫、杀人、敲诈勒索等简单粗暴形式直接掠夺钱财，完成原始财富积累。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大量暴力事件而催生了80年代“严打”的原因，文革后发展起来的黑 社会正处于这一阶段。中级阶段，组织的核心人员往往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身份出现——以合法的公司的外衣，行垄断、非法控制某些行业（包括非法行业）之实，是这些组织的典型特征。此阶段的行业包括可能潜藏色情、赌博、毒品等高利润违法行为的娱乐业，以及餐饮、运输和建筑业——在这些人口密集、进入门槛低，但同时存在竞争激烈的领域里，真刀实枪进入的黑 社会组织，无疑更容易垄断市场。在重庆2009年打黑中倒下的“黑老大”之一黎强，便曾控制了当地的民营“7字头”公交，这个系统的公交车被报道无论上路还是靠站都违章，在与国有公交对抗的过程中，曾有人将国有公交车轮胎的气都放了，造成交通堵塞。而直到后来重庆市政府被迫在民怨中将其收编，媒体披露，该公司当时“与政府谈判的态度非常强硬”。最后一个阶段为高级阶段，武和平分析认为，此时的黑 社会往往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而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此时的“黑老大”会涉足矿产和房地产行业。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中国法院网“涉黑大案”栏目中，刊载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披露的涉黑大案，在《法制晚报》的统计里，这些过去一年的40个大案中，其核心人员踏入政界的比例达到18%，而他们的集团有56%涉足矿业，46%涉足房地产工程（他们不止从事一种行业）。矿业和房地产是政治资源密集的行业。据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分析，比如房地产领域，拿不到地是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退出市场的原因之一，而有政治资本的黑 社会组织却能凭借“保护伞”和“影子政府”获得土地审批。新华社的报道称，刘汉想在小金县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时任县长不同意。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了。”不久，这位县长被调离小金县，随后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同时，房地产行业也有对黑 社会的特殊“需求”。武伯欣分析，在这个容易遇到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等棘手纠纷的行业，有黑 社会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往往占据上风——利用恐吓、逼迫、暴力的手段强迫居民搬迁。在刘汉所涉及的房地产开发中，曾有当地被拆迁的居民被持枪的工作人员威胁。【黑 社会中的“官”与“匪”】按武和平三个阶段的划分，刘汉集团已达到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高级阶段。刘汉被逮捕前是四川省政协两届常委，而在《湖北日报》的报道里，刘被称为（广汉的）“第二组织部长”，因为想被提拔，找刘汉比找领导还好使。但目前司法文件披露的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大多数尚未达到建立如此“影子政府”的阶段。重庆曾在2009年发生了席卷全市的“打黑风暴”，但据重庆市高级法院发布的《重庆的“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当地只有54%“涉黑”组织有“保护伞”；而在上海社科院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调查里，当地的黑 社会并没有出现官员庇护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有没有“保护伞”，是司法机关认定一个犯罪组织是否带有黑 社会性质的重要考量点。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界判定一个犯罪组织是否涉黑，都会将这个组织是否有来自政界的“保护伞”作为不可或缺的依据。如果有“保护伞”，就涉黑，反之就不是。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清晰认定，是否有“保护伞”并不能作为判定涉黑的必要条件。但这种对黑 社会的认知惯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2010年在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的法庭上，有一场官司的辩护律师就曾为被告是否有“资格”成为黑 社会，当庭激辩。辩方认为，被告人充其量只是拉帮结伙为非作歹，没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充当“保护伞”，称不上是黑 社会，“恶势力”可能更准确。实际上，黑 社会的“保护伞”，也罩得很低。一份对北京的调查——《北京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分析报告》分析，那些起到“保护伞”作用的官员，都来自县处级及以下级别。在北京大学对一个具有袍哥文化的某市54个黑 社会犯罪组织、593名组织成员的调查中，有“保护伞”的黑 社会占44.4%；“保护伞”的级别，处级以下占50%，处级与厅级各占1/4。而在上述统计之中，公安部门是被涉黑力量渗透最多的系统。在重庆发布的官方打黑白皮书中，“保护伞”来自公安系统的比例达到70%。最高检主管的正义网报道说，重庆曾有民谣，“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在重庆2009年打黑中落马的“最大的保护伞”，是前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他之前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但同时，制度的缺失在这个领域也凸显出来。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河南郑州曾出现一个黑 帮，名为“治安管理委员会”，他们接受当地街道的委托代管社会治安工作，而通过打砸抢收取的保护费，则部分作为他们对这种“授权”的费用返还给街道。对这一现象，“有需求就有市场，黑 帮来做最合适”，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黄芸曾如此分析。【大陆“黑 帮”吸收成员的标准】但话说回来，这些控制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的黑 社会组织人员，几乎都身处“裂缝”之中。在一个社会发展中，某些人群难以从主流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便可能转而移至地下。比如说，随着第一产业占GDP总量的份额下降、城镇化推进、耕地减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一旦不能得到合理分流安置，将可能为黑 社会犯罪组织提供潜在成员。这就是为什么在针对各地的黑 社会调查报告中，农民与无业人员占了多数。北京的数据是61%，广东则为82.3%。再举一例。山东曾有一个由农民创办的黑 社会组织，名为“中华民族救国会”，它招募成员的标准是——“有过违法或有专与政府对抗经历的；因计划生育受到处理而对政府不满的；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或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揍人不要命的”。而当这些“裂缝”中的人进入一个组织之后，便在这个能迅速找到存在的机构里，在其管理及分工之中互相学习和影响。这个过程又进一步促进这些机构的组织化。与国外的黑 社会类似，大陆黑 社会组织的结构也不一样。黑龙江大学一篇论文《黑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的统计结果认为，黑龙江70%的大陆黑 社会组织都是“金字塔”型。即团伙内部主要分三层：领导层（一般不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的黑 社会活动）、指挥层和行动层。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这三个层次之间的规律是，具有违法犯罪记录越多的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往往越高。比如说，在《黑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统计中，涉黑组织的骨干成员中80%以上是“两劳”人员或受过违法处理的人员，而在一般成员中，“两劳”人员约占23%。但与境外严格的分级制度甚至明确晋升渠道的组织架构不同，大陆黑 社会组织的样态显得简单而薄弱。比如徐州某个组织要求出动时必须统一着装，统一戴白色手套，统一出发，这些研究者认为他们在简单模仿影视作品中“黑 帮”形象。而近年来陕西西安查获的最大涉黑组织，其“帮规”赫然写着要讲求“四防”——防公安、防媒体、防火、防煤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