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上看，胶济铁路为山东的旅客与货物运输提供了方便，促进了货物流通，推动了铁路沿线一些城镇商业经济的发展。首先，铁路的修建与通车，大大缩短了人们的旅行时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向者由青岛至济南，须九日或十日，火车通后，则仅十二小时而已足”（同上书，第134页）。一德国殖民者曾称：循铁路由北京搭车来青岛，再坐公司轮船径赴欧洲，“涉风涛而不惊，历风尘而不倦”，“交通之便，不亚西欧”（《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593页）。其次，胶济铁路的开通，极大地推动了沿线城镇商业经济的繁荣。如潍县，除潍城外，坊子、二十里堡、南流、蛤蟆屯、大圩河，“皆以接近铁路，顿成商业中心”；寒亭、眉村、杨家埠、望留、固堤、马思等村镇，“虽僻处乡曲，亦各有其重要地位”（《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第3册《潍县》，第15—16页）。又如益都杨家庄，铁路未通前，乃一偏僻小村，“固无商业可言”；修通铁路后，这个仅有60余户的村庄，就兴起了大小商号20家（同上书，第4册《益都县》，第15页）。另外，胶济铁路的开通，还促使山东半岛的经济格局有所改变。铁路通车后，不仅使青岛在军事上的地位益显重要，更重要的是推动青岛的贸易经济更趋繁荣。原来昌邑、潍县、胶州、高密、平度、掖县一带的进出口货物都在烟台港出入，铁路开通后逐渐都改为青岛港；在烟台的商号，有些也迁往青岛。山东半岛的贸易中心，逐渐由烟台转向了青岛。从主观上看，德国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是与侵占中国的领土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德国侵占胶澳之前，德国驻上海领事就曾向其政府报告：“胶州湾乃山东全省第一要地，经我国占领后，可据山东之利权。若我能立定根本计划着着进行，则不但仅得山东之利权，且可操中国全国之死活权。”而“操中国全国之死活权”的根本措施，就是在德国占领胶州湾后迅速修筑一条直达济南的铁路。这位领事指出：“我能将此路筑成，则我无穷之利益，皆在此铁路上。盖铁路若成，则由中国内地，可直达胶州海口；中国内地所生产之货物，可由海路运到德国，是即如英国在印度之办法。”他进一步指出：“是路既成之后，亟宜引而长之，而引长之路，以行向直隶、河南之间为第一要义。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所及之处”（《外交新纪元》，民国六年铅印本，第141页）。胶济铁路的修建，无疑使德国人在山东扎下了根基，使其势力范围得到了巩固与加强。有资料载：“山东诸要市，以胶州为中心，依铁路政策连络之，省中拓植之利，几全入其掌握”（《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131页）。而且，德国侵略势力也随着胶济铁路的修建而逐步向内地扩充与延伸并直达省城济南。德华银行、礼和洋行相继在济南开设了支行，其他德国商行和店铺也陆续开设于济南，且其外交机构亦在济南设立了领事馆，使济南变成了他们向内地进行侵略与掠夺的前哨阵地。尤其是德国驻济南领事馆成立后，“华政府于山东之一举一动，皆受德人指使”。史料记载：“当今江督周制军馥赴东抚任时，驻华德使告之外务部，谓：‘尔后东抚更迭，必当先日见告。’其后周制军他转，胡中丞廷干嗣之，卒以德使干涉，不得莅任。至代以杨中丞士骧，华政府又以未告之故，受德使诘责。”“观其干涉于东抚之更迭，直以山东为其属地然，此不独德国之意旨可知，即山东之前途，亦了然已”（同上书，第131—132页）。另外，通过胶济铁路，德国殖民者将大批洋货输入山东内地，又从山东掠走大批土特产品，从而使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进一步遭到破坏，纷纷破产失业。与此同时，德国殖民者还利用“迂路以就矿”的办法，通过修筑铁路，霸占了山东的优良矿区，对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随意挖掘、掠夺，并对山东的民营矿业进行百般压迫，使我国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民营资本也颇受打击、压制。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山东人民的贫困与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