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原文
我很少笑话动物，有时笑过，后来总是发现其实笑的是自己，或者也是因为动物的某一种滑稽相很像人才笑的。我们总是站在关猴子的笼子前面笑，但是当我们看见一只毛虫或蜗牛的时候，就不觉得那么可笑了。
想想看：这是一条真正的鱼，有脊椎，有鳃，有鳍，却像金丝雀一般“坐”在缸沿上，又像某些有地域观念的动物一样把头正对着你，实在是太不像鱼了。尤其滑稽的是，它还用两只眼睛看人，即使是鸟类，也不作兴这样两眼瞪物的。
猫头鹰就是因为这一点特别，才总是在故事里以“智者”的姿态出现。不过当时这条鱼的模样之所以引人发笑，也是因为它像人而已，与它本身的形象无关。
有一段时期我正在做有关水鸭子的实验，想要解释存在我心中已久的疑问。疑问是这样的：刚刚从人工孵卵器孵出的小雁鹅，总是把第一个碰到的生物认作是自己的母亲，并且一心一意地跟随着她。
但是水鸭子就不同了，凡是由人工孵卵器养出的小凫，总是极其羞怯，难以接近，每次一出壳，就赶紧逃开，躲到附近的暗角里不肯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
记得有次我把一堆水鸭蛋拿给一只麝香鸭代孵，小凫的羽毛一干，也是马上就逃走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们抓了回来。又一次我让农场里的一只胖大白鸭代孵，那些小家伙却高高兴兴地跟在她后面，好像她是它们真正的母亲似的。
我猜想关键一定在母鸭的叫声上，因为从外表看来，不管是那只家养的白鸭还是麝香鸭，都和真正的水鸭长得大相径庭。
不过白鸭的叫声却和水鸭一样——这是因为农场的家鸭原是由野鸭驯养而来的，在这段驯养的过程之中，野鸭羽毛的颜色和身体的形状都已大变，但是叫法却还保持原样。
我因此得到一个颇为清晰的结论：如果我要小凫跟着我走，我得学母凫一样叫才行。“他在脖子上挂个铃铛，嘴里发出哞哞的叫声，小牛就以为他是母牛。”布什的诗句正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
不过为了探求真理，也只好忍受这种考验了。所以，那个星期天，当我带着那群小鸭子在我们园里青青的草上又蹲、又爬、又叫地走着，而心中正为它们的服从而暗自得意的时候，猛一抬头，却看见园子的栏杆上排了一排死白的脸。
这自然是一些外地来的观光客，他们大概为眼前的景象吓得呆了，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个有着一大把胡子的大男人，屈着膝，弯着腰，低着头在草地上爬着。
一边不时回头偷看，一边大声地学着鸭子的叫声——至于那些小鸭子，那些叫人一看就明白原委的小鸭子，却完全不露痕迹地藏在深深的草里，你叫那些观光客怎么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穴乌的记忆极好，任何东西只要捉过它们一次，它们就终生不忘，而且还会彼此示警，群起而攻之。我的园里养了很多穴乌，每次要在小鸟身上系上锡环以便辨识，就要伤许多脑筋。
每次我把小鸟从巢里取出，总不免被成年的穴乌撞见，不一会儿，我的身边就飞满了吵嚷愤怒的大鸟，这对以后我和它们之间的交往，自然妨害甚大。
我该怎样才能使它们不把我当敌人，一见我就避开呢？答案很简单：化装。但是化装成什么呢？我忽然想起每年12月6日为了庆祝圣尼古拉和魔鬼的大节里所穿的鬼装。
第三次我差点被送进疯人院里，这得怪我养的那只黄冠大鹦鹉“可可”了。那年复活节前几天，我花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买下这只漂亮而温驯的鸟。过了好几个礼拜，这个可怜的家伙才渐渐从它长期禁锢所受的精神虐待中恢复过来。
最初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受脚链的约束，可以随意行动；看到这只骄傲的大鸟坐在树枝上想飞却又不敢飞的模样，真叫人觉得可怜。不过最后等它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时，它马上变得活泼而神采奕奕起来，并且对我恋恋不舍。
晚上我们通常把它关在屋里睡觉，早晨一放它出来，它总是迫不及待地去找我。它聪明得很，不要多久，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了：首先它一定飞到我的卧房窗口，如果我不在里面，它便会去养鸭子的水塘里。
只要是我早上要做例行检查的地方，它都会一一找到。这种追寻对它而言并不是没有危险，因为它如果找不到我，就会越飞越远，有好几次迷了路，回不了家。因此，我的助手都知道，凡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根本不把可可放出来。
6月里的一个周末，我从维也纳坐火车回艾顿堡。因为天气好的时候，周末常有别的地方的旅客到艾顿堡来游泳，所以和我一起出站的人很多。我才走了几步，忽然看见前方有一只大鸟，在离地相当远的空中缓缓而飞，它的动作非常之慢，时而振翅时而滑翔。
一时之间，我完全不能确定这到底是哪一种鸟，说它是秃鹰，未免太重；说它是鹳，又不够大，而且鹳在飞到这般高度的时候，颈子和腿应该还看得见才对。
这时，它忽然歪斜了一下。落日的余辉照在它巨大的翅膀底部，就像夜空因为星星而发光一般，我看出来这是一只白鸟——老天！这不是可可吗？它的翅膀稳定地动着，不是很清楚地表示它正要去做长途飞行？
我怎么办？该不该喊它一声呢？对了，你听过黄冠大鹦鹉的鸣声没有？假使没有，只要想想用老法子杀猪时猪的嚎声，再用扩音器放大几倍就得了。如果一个人用尽全身之力，把嗓门憋得尖尖的，发出“哦——啊”的叫声，虽说比不上大鹦鹉的气势，听起来也蛮像了。
从前我曾试过这样喊它，每次它都听话地回到我的身边，但是它现在飞得这么高，肯不肯听话就不知道了，因为鸟通常不喜欢直直地从上往下飞的。到底叫不叫它呢？那一刻真叫我为难呀，如果我叫了，它竟然理也不理地飞走了，我怎么向旁边的人解释？
不过我到底还是叫了。我四周的人一个个都像生了根似的定在那里。可可伸开了翅膀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敛翼俯冲而下，只一下就停在我伸出的手臂上了。真是谢天谢地，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这只鸟的恶作剧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的父亲那时已经上了年纪，他最喜欢在我们房子西南面的阳台上睡午觉。
我虽然很不赞成他在强烈的阳光下晒着睡觉，他却不肯让任何人改变他的老习惯。一天又在他睡午觉的时候，我忽然听见他在阳台上像个大兵似地大声咒骂起来。我连忙赶去，只见这位老先生弯着身子，蹒跚地走过来，两手紧紧地围在腰际。
“我的天啊，你是不是病了？”“没有，”他生气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只是那个混账东西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裤子上的扣子全咬掉了。”
这只鹦鹉对我母亲真是一往情深，它热烈地追求她：在她的身边用各种古怪的姿势跳舞，一下子把它漂亮的冠毛打开来，一下子又合上；而且无论她到哪儿去，它都跟着；如果她不在，它一定像初来时找我一样，孜孜不倦地去找她。
我的母亲一共有四个妹妹，一天，我的姨妈们和好几个相熟的老太太一起在我们家的走廊上喝茶。她们围着一张很大的圆桌子坐着，每人的面前都有一盘才从园里采来的新鲜草莓，桌子的中央放了一浅碟很细的糖粉。
这只鹦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打外面飞过，偶然看见我的母亲正在里面主持茶会，才一转眼，它就已经俯冲而下了。走廊上的门虽然很宽，却比它张开的翅膀窄，它大概想象平时一样，一下子就停在我的母亲面前。
这一次，却不那么简单了，等它好容易落到桌子上，才发现原来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它想了一下，然后突然跳起来，像个直升机一样掠过桌面，一转身就不见了。
碟子里面的糖粉经它这么一来，也跟着不见踪迹，桌子的四周却坐了七个涂满了糖粉的老太太，脸上像麻风病人一样白得像雪，每个人的眼睛都闭得好紧，实在是“美”极了！